5月中旬的时候，北四行正要宣布——已经持有2.5万包棉纱时，纱交所那边出事了。
纱布交易所传来消息：有股民自杀，其家属把棺材抬到交易所大楼来讨说法。此举得到其他破产股民的响应，事态正在扩大，快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这背后，实际上也是杜月笙在背后操控，杜月笙派出的那班在交易所摆设灵堂的打手，得到杜氏关照的‘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这个时候，北四行双管齐下，一面宣布已经持有2.5万包棉纱在租界的仓库，5月底交割不会违约；一面打电话向《字林西报》以及数家外国驻沪市的通讯社告知这一消息。
之所以要告知外国驻沪市的通讯社，是因为这种新闻爆料报社最欢迎，而北四行也想将这次事情闹大，好让总司令评评理——是谁在操作市场。
众所周知，总司令早年未发迹前曾炒过证券、股票，对这一行颇为熟悉，也知道证券交易如若发生事件风波可能会导致一国、多国甚至全球金融风波的道理，所以他对这时的证券交易比较留心。
北四行的双管齐下，果然取得巨大的成果。
首先是由于收持有大量的棉纱包，交割不再是问题，直接让‘三龄公司’和杜月笙大惊失色，此举已经让他们之前的计谋破产，北四行的股票也应声上涨。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卖给北四行棉纱包的，是新丰纺织，也即是陈光良！”杜月笙很快查明原因，来到南鲸想孔祥熙夫妇汇报。
孔祥熙和宋大姐惊讶起来，随后宋大姐怒道：“他陈光良不识抬举，不占亲近的一面，反而背后捅刀子。”
在她看来，陈光良夫妇和她大女儿走得近，且陈光良和杜月笙也有一层亲戚关系（严人美亲妹妹严人芸，嫁给杜月笙长子）。
杜月笙这时候说道：“陈光良是为利，恐怕没有意识到这次交易的不寻常层次，据说北四行是以290元每包买的，陈光良获利250万以上。”
他潜意识的还是在为陈光良开拓，毕竟他也是在替孔宋两家做事，不涉及自己的核心利益。
孔祥熙冷哼一声，随即说道：“这事先不管了，总司令已经得知这次的事情，据说已经派人去沪市调查，你们要当心点。”
杜月笙惊讶的说道：“这么快？”
孔祥熙说道：“还不是你那群手下，对记者采访大表欢迎，积极予以配合。却不料，新闻一见报，反倒替“北四行”解了围，惊动了总司令。”
杜月笙有些尴尬，心中也骂孔祥熙过河拆桥，什么叫做自己这群手下，他还不是想将事情闹大点，好让北四行下不来台。
如今倒好，自己倒有错了。
他打个哈哈，便起身告辞。
随后，剩下孔氏夫妇。
见丈夫还有些懊恼，宋大姐笑着说道：“祥熙，事情发展到现在，其实我早就算到了。早在发动这场大战时，我对‘徐懋昌必能诱得‘北四行’上钩’、‘介兄（她对蒋的称呼）必定恼怒而派人调查’、‘调查者定会作出对我方不利的反应’等一系列情况有准确判断。所以，接下来我心中有数！”
孔祥熙见妻子如此自信，说道：“这次派去沪市的，是吴鼎昌。这个吴鼎昌跟北四行的后台、国政学系首领张群关系密切，在官场称为‘政学系的应声虫’，暗中自然偏袒北四行。说不定，很快就会抓人，届时我也会受总司令的责骂！”
此次，他们出动了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苏浙皖三省统税局局长盛升颐，以公谋私，阻止北四行的棉纱进沪，这已经相当严重了。
宋大姐说道：“放心，介兄有两个至死不变的特点：一是家族观念高于一切，二是吃软不吃硬。这事我来解决！”
孔祥熙一愣，心服口服的说道：“还得是你”
他明白，这事只要他一口咬定自己不知情，那么剩下的就是自己妻子能解决问题了。
与此同时，陈光良将严人美、陈文铭母子送到去香港的船上，他并没有马上离开沪市，准备站好最后一班岗。
分别时，陈光良说道：“7月初，我一定会来香港和你们团聚。”
严人美此时也展现出‘一家之母’的仪态，说道：“嗯，你把事情处理好再来，我们在香港等你。我虽然是第一次出远门，但也觉得这一次是会非常顺利的。”
陈光良点点头，船是自己的，船上也有很多保镳和职员，当然也有一批黄金，即陈光良手中的4.9万两黄金，价值300万以上。
这批黄金运到香港后，相当于蒋梅英、严人美、陈光良的11.8万两黄金，就已经全部运到香港。
“嗯，这边的事情也就是收收尾，没有太大的事情。”
事实上，主要还是一些布局，而且这次新丰纺织赚到大钱，将会考虑分红。
“和爸爸做再见”
年幼的陈文铭，挥舞着小手，让陈光良不得不再次抱起他，亲昵一阵，才舍得给佣人。
望着严人美和陈文铭登上船，陈光良心中也是感慨万千，这钱赚的也是心惊胆战。
如今沪市就他一个‘孤家寡人’，他也必须在卢沟桥事变前，赶到香港，避免把自己太早的置身危险中。
蒋氏为获得准确可靠的情报，除了通过财政部、复兴社特务处了解交易行情外，还在沪市安排人（一说是无官无职的奉化同乡）探听交易行情和民间传言，以供其作出综合判断。
因此，此次棉纱交易出现的异常情况早已为其知晓，只是，蒋没有料到情况会发展到被外媒报道、将该事件称为“沪市棉纱案”的程度。于是，蒋氏便派遣实业部长吴鼎昌和“军统局”二处处长戴笠分别赴沪对“沪市棉纱案”进行秘密调查。
吴鼎昌、戴笠两人都是直接被总司令召见而接受调查使命的，但是，两人都不知道蒋氏除派自己一方外，还另派人赴沪调查棉纱案。
吴鼎昌跟“北四行”的后台、国民党政学系首领张群关系密切，被官场称为“政学系的应声虫”，暗中自然偏袒“北四行”。他一到沪市就立即下令拘捕被认为对此次金融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南鲸政府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苏浙皖三省统税局局长盛升颐。
吴启鼎、盛升颐一被捕，戴笠马上就知道了。
戴笠看出了“沪市棉纱案”背后其实是孔祥熙、宋大姐与政学系两股政治势力的暗斗。他根据调查情况得出结论，这次金融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做多的那位徐二少爷，当然，徐懋昌肯定是受了杜月笙的指使。
根据眼下吴鼎昌已经逮捕吴启鼎、盛升颐的情况判断，实业部调查组是准备打击多头集团的。但不知吴氏此举是否获得过蒋的首肯，于是，戴笠连夜急电南鲸“军统”总部紧急了解相关情况。
次日中午，戴笠接到回电称：总司令获知消息后，大怒，连说“吴启鼎、盛升颐可恶”，还给孔祥熙打电话予以指责。
戴笠由此知道了蒋的尺寸，立刻行动，下令逮捕徐懋昌。
这边抓人，那边戴笠已经去了杜公馆，当面向私交甚笃的杜月笙打招呼，表示“奉命行事，无法推诿”的苦衷，希望得到杜氏的谅解。人情练达的杜月笙自无二话，一笑了之。
至此，宋、杜一方已经被抓了三个主角，看似形势对多头集团极为不利。
可是，宋大姐对此却并不在意，她那“无冕女王”的称号并不是靠作威作福而获得的，而是依仗于其精于谋算的心机和谋略。
早在发动这场大战时，她对“徐懋昌必能诱得‘北四行’上钩”、“介兄（她对总司令的称呼）必定恼怒而派人调查”、“调查者定会作出对己方不利的反应”等一系列情况有准确判断。
所以，对己方的主角被捕后该怎样做，她早有了周详准备。宋大姐掌握了蒋的两个至死不变的特点：一是家族观念高于一切，二是吃软不吃硬，据此她想好了应对之法。
不过，宋大姐并不急着行动，而是等了三天，等到蒋从南鲸去了庐山后才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坦承“沪市棉纱案”是她干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总司令没料到此事是宋大姐所为，接到电话，一时来不及作出反应，愣怔一下才说“这件事回头再说”，就挂断了电话。
熟知蒋性格的宋大姐知道“介兄”已经开始改变“严打”的主意了，放下话筒后立刻给沪市杜公馆去电，指示杜月笙做两件事：一是动员徐懋裳以徐懋裳、徐懋昌兄弟的名义“捐款”购买一架飞机献于国家;二是让杜立刻动身上庐山，不必向蒋承认此事（因已由她出面承担下来了），只向蒋要求开释徐懋昌。
杜月笙立即行动，包了招商局的一条轮船，连夜直驶江西。次日抵达后立马上庐山求见总司令，三言两语就说得蒋氏同意“从宽发落”。
于是，当吴鼎昌、戴笠刚刚接到委员长侍从室传达的总司令指示，让开释吴启鼎、盛升颐、徐懋昌时，那边宋大姐已经通过孔祥熙指派财政部总务司庶务科科长边定远把吴启鼎、盛升颐接走了;然后，接到杜月笙电话的徐懋裳也前往南鲸，从“军统局”看守所接走了徐懋昌。
不久，戴笠在沪市跟杜月笙见面说到此事时笑言，他们“急了点儿”。
“北四行”一方由于抓住了杜月笙一手导演的设灵堂闹剧中的败笔做成了文章，在吴启鼎、盛升颐、徐懋昌被捕后，通过中外新闻媒体和自己组织的马路宣传，大力揭露“棉纱案”的真相，终于止住了股民抛售“北四行”股票的风潮，稳住了阵脚，甚至大幅反弹。
宋大姐、杜月笙方面，被抓的人已经开释，该赚的钱钞也赚到了。按说，至此“沪市棉纱案”该降下帷幕了，但宋大姐、杜月笙认为并未达到“搞垮‘北四行’，挫伤‘政学系’（该系长期与孔祥熙不睦，一度处处作对）”的目的，所以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杜月笙从庐山返回沪市时，宋大姐特地赴沪与其见面，密议下一步的行动。
一周后，宋大姐突然从南鲸飞往九江上了庐山，出现在“介兄”面前。她带来了一份与杜月笙联手炮制的《调查报告》及由财政部和杜月笙派人收集到的一批材料，称此次“沪市棉纱案”中的空头集团主力“北四行”系受政学系暗中支持，在棉纱交易中兴风作浪、买空卖空，应承担主要责任。
总司令面对着极少登门（而且是从南鲸到庐山）的宋大姐，翻阅了那份《调查报告》，对那一大沓材料则看都没看，就频频点头道：“好！好！”
然后，指令侍从秘书往南鲸打电话，通知吴鼎昌立即上庐山来听训——有追究其“调查不力”责任的意思。
因为政学系在委员长侍从室安排有内线，宋大姐上庐山见“介兄”自然很快就被政学系知道，吴鼎昌也接到通知要“早作打算”。
吴鼎昌本人是当时北方的财阀之一，也是民营大报《大公报》的后台大老板，还担任实业部长兼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一身兼跨财界、政界、报界三大领域。
这种人物，在民国乱世属于凤毛麟角。吴鼎昌因此颇为自负，又有政学系在背后撑着，所以查出宋大姐乃是策划“沪市棉纱案”的总后台，他也毫不畏惧。
当初调查到宋大姐的情况后，吴鼎昌曾往南鲸总司令官邸打过电话，作了汇报，蒋让他“放开胆子只管查，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兜着”。
哪知现在情势反转，总司令出尔反尔，不讲信义，竟要拿他问话。吴鼎昌顿感黔驴技穷，难以应付了。他想来想去，最后只好向政学系首领张群问计。
张群是G党元老，早年就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赴日本，就读振武学堂，与总司令是同学，其后曾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1927年起先后任国民政府兵工署长、沪市市长、湖省主席，1935年12月出任南鲸政府外交部长。
他跟总司令私交甚笃，且参与总司令的历次重大政治决策，因此对蒋的为人和各方人际关系莫不了然于胸。张群面对吴鼎昌哭丧着脸的求助，从容镇定，微笑着交代数语，吴鼎昌顿时眉开眼笑，称谢而去。
张群提供的解围之计是搬请一个救兵——叶琢堂。叶琢堂系总司令的奉化同乡，早年在沪市当过“瑞和洋行”买办和沪市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后与法国人创办万国储蓄会。
仅从其事业来说，这算不上辉煌，史上不可能留下关于他的多少记载。
但叶琢堂跟总司令的渊源之深却是无人可比，因为蒋氏早年在沪市混得几近走投无路时，是他向蒋伸出援助之手，通过关系使蒋得以在证券交易所跑进跑出。总司令做证券投机生意失败后，经济拮据，经常入不敷出，每每都是叶琢堂出手慷慨相助。
叶表现得恰到好处，丝毫不给自尊心极强的总司令任何难堪。据知情人回忆，总司令对叶琢堂执师礼，平时有空到叶家问候时，叶如在接待客人或跟人家打牌，蒋就站在一旁给他们端茶递烟。
后来，总司令要去广东投奔国父，叶琢堂赠其三百银洋作盘缠。总司令发迹后，对叶琢堂十分感恩，屡屡要委叶出任高级官职，叶琢堂却只接受了中国银行改组时的“官股董事”。
过了几年，经总司令再三恳求，方才出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中央信托局局长。据叶琢堂的女婿李叔明回忆，无论总司令为什么事发怒，只要叶琢堂一开口，蒋必定会给面子。现在，张群让吴鼎昌去找叶琢堂向总司令讲情，应是最合适之举。
叶琢堂跟吴鼎昌原本相识，平时还偶有交往，此刻吴鼎昌前往求助，叶一口答应，当即带上女婿李叔明赶到庐山牯岭。
这时，沪市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听说这场风波已经闹到总司令跟前，生怕自己脱不了干系，也主动赶到庐山，准备听候蒋的发落。
总司令闻知叶琢堂上山，立刻设宴迎接。席间，叶琢堂对吴鼎昌所托之事轻描淡写说了几分钟，总司令连连点头，当场让人通知下去：吴鼎昌不必到庐山听训了;等候传见的穆藕初也可即行回沪。
宋大姐听说此事后，大失所望，但她知道叶琢堂在总司令心中的分量，就不敢再纠缠了。
至此，“沪市棉纱案”总算画上了句号。
宋大姐、杜月笙跟政学系算是斗了个平手，只是苦了那些“跟批头”，赔光了家产甚至还送掉了性命。
但事后，陈光良这个最大的赢家也浮出水面，毕竟北四行突然多了2.5万包棉纱，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